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家乡气候条件差、土地几乎都是半山坡上的黄土地，非常贫瘠，家住的地方被形象的称为半坡小寨。我出生不到六个月，母亲就病故了，是父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姊妹三人和奶奶在农村苦苦度日。

打我记事起，印象最深的是奶奶用一片肥肉煎粑粑的事。那个年代想吃猪肉只能是奢望，更不说用猪油。我经常看见奶奶用一片扑克牌一样大，筷子般厚的肥肉在锅上抹几下煎粑粑给我们吃。奶奶拿起手中那片肥肉，在烧烫的锅里来回抹上三到四圈，然后把调好的面浆轻轻的倒在“油锅”里，上下翻动两三次，一块粑粑煎好了，奶奶一直要用那一片肥肉里的油把10多块粑粑煎完，直到把油炸干。最后奶奶把炸干油的肉用手轻轻一瓣分成三份，给我和两个姐姐吃，每次分给我的那份是最大的，奶奶自己是舍不得吃的，只是把手放进嘴里吸了几下沾在手指上的油，可能也算是分了一份了吧。其实那炸干了油的肥肉根本无法吃，苦苦的，但我们又不敢吐掉，我也只好把奶奶优待给我的苦肉，非常不情愿的吞到肚里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家搬迁到了农场，父亲变成了农场工人，大姐考进了原思茅卫校，二姐和我继续在农场中学上学。由于父亲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，家里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，他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，开始自己种上旱谷、玉米之类的农作物，农场的土肥沃，只要人不懒，种啥都会有收获。我家的玉米、旱谷每年的收入都在1到2吨左右，吃肯定是吃不完的。于是父亲开始养猪，每年只养两头肥猪，一头出卖，给我们换学费，另一头养到过年（除夕前）自己杀吃。

那时，杀猪也叫杀年猪，我们队上的人，几乎每家都要杀一头年猪，杀年猪就是自己家杀一头猪，一来庆祝新年，招待亲朋好友，二来可以腌成腊肉，改善一年的生活。杀年猪的时候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时候，杀的年猪一家比一家的大，杀年猪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喝酒，一起吃肉，吃到中途，大家相互比唱红歌、猜拳，输家必须喝酒吃肉等互动节目。那首敬酒歌到现在还耳熟能详：“大哥来敬酒呀，兄弟来接酒呀，喝了这杯不服气再来两小拳呀，请呀醉呀再来两小拳呀，四季发财……”一直唱呀划呀，气氛异常活跃，整个场面洋溢着人们一年辛苦后满足的欢声笑语。

现在，女儿考取公务员参加了工作，妻子是退休教师，我在农场文化体育广播站上班，我家的生活富了起来。猪肉市场早就放开了，农贸市场、超市、个体杀猪的商贩、流动杀猪商等到处都可以买到猪肉，想要排骨、想要肥肉、想要下水啥肉都有，杀年猪反倒不合算，所以杀年猪的习惯逐渐退出了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想杀就杀。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，说明天杀个猪吃，第二天就杀了，远方的亲戚来了要杀猪，逢年过节要杀猪，一年杀上三头四头是常事，我家最多的一年杀了六头。现在杀猪就是图个高兴，杀一头猪，摆上几桌，亲戚朋友相聚在一起吃上一顿，剩下的每人送上一块，最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
从一片肥肉煎粑粑，到杀年猪，到一年杀几头猪，我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禁心潮澎湃，真切感受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“站起来”到“富起来”、走向“强起来”的光辉历程，请允许我以共和国女儿的名义真诚地道声：“谢谢您，我的祖国！我爱您，中国！”(林松柏||责任编辑 肖璐)